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出现什么迹象？影响当前投资趋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哪些地方是对外投资的潜力之地？对美投资空间在哪里？企业对外投资要防范哪些风险？本文为你一一解读。
本文根据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国务院参事室主办，CCG承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上的演讲实录整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曾连续多年大幅增长。继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之后，年继续大幅增长。年流量位列全球第二，仅在美国之后，并超过了同期吸引外资水平，同时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关系发生逆转，对美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亿美元，连续第二年位列世界第二，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4.1%，投资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数据来看，年至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5.9%。
反观全球投资的大环境，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失去了增长动能，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较年下降2%。同期，美国的对外投资流量也出现下滑，下降1%至亿美元。发展中亚洲地区中国以外的其他次区域和主要对外投资经济体的流出量也大幅下降。在此形势下，中国的对外投资逆势上扬。贸发会议预计，由于主要地区经济增长预期向好、贸易复苏以及企业利润上升，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5%，达到1.8万亿美元。
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出现放缓迹象。从年前5个月情况来看，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9亿美元，同比下降53%，降幅较大。但是，全年来看，个别的大额投资可能推高年的对外投资总额。例如，年6月8日，中国化工集团宣布已完成对瑞士农业公司先正达高达亿美元收购的交割，创下中企海外单笔收购金额最高纪录。
影响当前投资趋势的主要因素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放缓，主要原因包括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以及我国相关部门加强了对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监管，采取措施来降低境外投资风险、规范市场并鼓励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
相关部门针对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加强监管。
近年来，国家监管部门颁布了一系列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的政策规定,大幅度地简化了境外投资的政府审批程序和外汇操作流程。在这一系列规定及政策的鼓励下,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人民币购汇的需求量也不断上涨。但是，有些投资者以境外投资之名进行非法资金跨境转移、外汇套利,对此，监管部门开始逐步收紧对境外投资的管控。
年12月6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四部门负责人，就当前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四部门表示，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同时，监管部门也密切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年1月7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必须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化经营规划，坚持聚焦主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确需开展非主业投资的，应报国资委同意后采取与具有相关主业优势的中央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这一要求主要是为指导中央企业始终坚持立足主业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防止企业随意涉足非主业领域带来的境外投资经营风险。”
年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加强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境内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金汇出手续时，除应按规定提交相关审核材料外，还应向银行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因此，虽然今年来中国对外投资放缓，但投资质量却会提高。
“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潜力之地
今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达成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多项具体成果。
在论坛举办前夕，全球化智库发布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我在报告中提出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20条路径建议。包括：加快动员企业和资本力量参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合作机制，打造国际资金池；考虑建立一个“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把“一带一路”年会放到不同国家去举办；在联合国已经发文表示支持“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在联合国设立“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同时还要加强和联合国现有机构的合作；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等等。
政府层面的沟通十分重要，但“一带一路”建设成败决定性的因素其实是企业的参与度。要动员企业和资本投资“一带一路”，并为各方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一带一路”沿线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潜力，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还将持续升温。在“一带一路”下，我们要努力打开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联手进行海外投资新的局面。
当前是投资美国的机遇期
目前中美投资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美国荣鼎集团(Rhodium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的报告《双行道：中美双边直接投资趋势年更新》显示，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额超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在美投资较年增加了两倍，达到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约为亿美元，与年持平。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差距大幅扩大。但从累计投资来看，中国在美投资依然远小于美国在华投资。自年至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累计交易额超过亿美元，而中国在美投资为亿美元。房地产业是中美双边直接投资中的第一大行业，此外是消费产品和服务，信息通信技术，运输和基础设施，娱乐、媒体和教育行业。其中信息通信技术和娱乐业投资增长强劲。报告预计，与年相比，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量可能会有所下降。该报告更进一步地预测，美国在华投资会有适度增长，但中国在美投资会显著地放缓。
我认为，未来中美能源合作和基建合作空间广阔。特朗普就任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将吸引资本回流、制造业回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提升就业率。特朗普提出了总额1万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优先”计划，拟重点加强交通路网、清洁水资源、能源、电网、远程通讯、国家安全等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资金缺口。
中国工程建筑企业通过在本土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而拥有很大的竞争力。同时，中国近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基建融资经验，用于境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经验加上融资的便利让中国的基建公司在世界上显示出了其优势。年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显示，共有65家中国内地企业入围全球最大家国际承包商，其中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铁路建筑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包揽了世界前四大工程承包商。中建、万科、上海绿地等企业已在美国市场开展桥梁建设、房地产开发、房屋修缮等领域的合作。
过去，中国投资美国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全以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而且投资主体大部分为国有企业。未来，民营企业进入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很多有待开发的空间。为此，可以委托民间机构，赴美开展投资促进活动，促进民营企业对美投资。
中美也正在进行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自年启动谈判以来，双方迄今已举行了34轮谈判。BIT谈判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达成高水平的投资保护和市场开放安排来促进双向投资，包括扩大中国企业对美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美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更加复杂化，这一针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构成了严重阻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自年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来，美国总统仅否决过三起并购案件，均来自中国投资者。第一起是年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收购美西雅图飞机零部件制造商Mamco项目。第二起是年三一集团关联公司收购美俄勒冈州风电场项目。第三起是年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公司项目。近年来，接受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案件数量快速增加，年至年，中国连续三年位居美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数量国别榜首，累计审查68个投资项目。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因安全审查而导致并购受阻的中国企业投资项目金额已超过亿美元。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的问题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对外投资依然处于高速增长期。
年发生在自由贸易发源地英国和世界全球化推手美国的两次“黑天鹅”事件给全球化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一个是英国脱欧，另一个是重商民粹主义的代表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在就职以后“逆全球化”的政策倾向。此外，在欧洲多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兴起。由此，不少观察人士悲观地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终结的开端。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步入了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全球化的新阶段，也是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平台。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将引领全球化新的进程。
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企业成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当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发展。
政府要继续支持企业的战略性对外投资，以获取成熟的技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为国内优化升级经济结构服务。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核心领域。
对外投资不能单纯追求数量，还应注重质量以及风险防范。
企业“走出去”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根据我们编写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的研究，近几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也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水平还较低；企业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企业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工会沟通能力有待加强；企业品牌国际化战略受阻；以及应对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能力不足。
要进行理性投资和必要的风险防范。在企业方面，在进行对外投资时要尽量坚持投资领域与主业的相关性，将投资向有利于企业技术提升和产业链布局的领域倾斜；在海外经营发展时，要不断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完善与当地工会的对话机制，主动履行当地社会责任；在投资前和投资后，都要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购买必要的法律服务，对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还要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风险评估。
另外，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一个适应当地管理制度、文化习俗的问题。如，前段时间福耀集团在美玻璃工厂遭遇当地工人抵制的报道。这就需要企业融入当地文化，遵守当地法规制度，同时，政府部门也需要为企业营造必要的环境，比如以发布相关国家投资指南的形式，为企业介绍投资目的地的环境，提示企业可能遇到的投资风险。
部分企业对外投资的高杠杆率问题需要。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对外收购的中国企业出现大规模的杠杆过度问题，很多企业都已经成为一个规模不小的‘债王’。”例如，今年6月中国化工完成对瑞士农业化学和种子公司先正达的收购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化工以亿美元收购先正达，创下中企海外单笔收购金额最高纪录。但其中的亿美元是通过发售永久债券和可转换优先股进行的融资。这就面临一个金融风险的问题，需要引起企业和监管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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