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也夫
来源=《战略与管理》
工与中国文化的脱节
职业教育是镶嵌在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之中的。要恰当地理解职业教育的位置，合理地促进其开展，就要透彻地理解它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而这是难乎其难的事情。幸运的是，潘光旦先生发表于年的力作《工与中国文化》，以其天才的洞见，帮助我们廓清了二者关系的演化。本节多数内容源自潘文，笔者宁作文抄公，以免转述失之精妙。
我们相信远在二千五百年至于三千年前，工在中国文化里是有过地位的。……《考工记》的开头便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又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可见当时并没有贬薄工的意思，更无鄙夷技巧的成见，有之乃是后世的事。再从文字源流上说，工字在六书为指事，所指为规矩勾股之事，固然不错，但同时我疑心他所指的不止于此，他也许是一个和巫字属于一类的字，即上下两画所指的是天地，而中间一竖有通天地之意，取法乎天、取材于地、以成物的人和事叫做工；巫字我以为也应当属于此类。……古人造字，如果真有此用意的话，那工的地位就非常之高，至少不在古代巫的地位之下。
儒家的人文思想原是相当的完整的，但一变而为人本论，再变而为唯人论，结果是终于把三才中的天地两才搁过一边，置之不闻不问。搁过了天，是慢乎了哲学和一切形而上的东西；搁过了地，是遗忘了科学和一切形而下的东西。工和技巧的视同敝履，是思想中搁过了地的必然的结果。
三才通论是一个最完整的文化观，是一二比较原始而元气磅礴的民族所产生的，在欧洲是希腊民族，在中国是代表《易经》中《系辞》的时代的汉民族。自此以降，因为民族的以及文化的种种内在的原因，始则发生了动荡，终则不免于支离破碎。结果在我们是蔽于人，而西洋是蔽于天与蔽于物。……蔽于人的文化则终有一天不知天高地厚，甚至于不知天地为何物。
工的衰落，大致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儒道这两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对中国人价值观的作用。儒家思想在认知上重人事，轻天地；道家的思想似乎是自然主义，却同样阻碍中国人认识自然。
道家反对人类的故作聪明、妄加创制，固然不利于工的发展。但何以对于比较抽象与理论的哲学科学也不能有多大的贡献呢？……其目的在接纳自然，顺适自然，而所接纳、顺适的自然是整个的，不是经由人力而支解了的。在这种自然主义之下，要干涉自然而有所利用，固然事所不行，就是要分析自然而有所了解，也是理有未可。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态度是：只求欣赏，不求认识，只问完整的外形，不问内容的节目。……这样一路的自然主义决不能产生科学的理论，更不能孕育工学的技术。……儒家也未尝不接受一部分的道家的自然主义，因而对于人为的技巧的东西心存歧视。
其二，科举制度与士农工商的社会定位，导致的人才走向与基因筛选。潘先生认为人与职业有三种因缘：根据自己的才能，察看哪些职业用人，参考不同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社会职业地位的标准是：士农工商。一个人能力上擅长为士、不擅长为工，或者能力可以为士、可以为工，都会选择科举的道路。只有那些做工的潜力好，其他都不行的人，或者一切能力都不行的人，才选择工的职业。这就导致：
第一流第二流的技能人才，初则因社会的歧视而沦于下贱，继则因日久陷于下贱而渐趋减少，则最后能安于技工的分子势必是一些技能比较微弱，兴趣比较淡薄，而情绪也比较粗疏的人。……在以前的中国，生育率若有轩轾的话，吃亏的是工农阶级，而不是士大夫阶级；即使期间的轩轾不多，不像近百年来西洋阶级间生育率的高下悬殊，但因为经历的年代比较悠久，所牵动到的人口比较众多，这种淘汰的影响，一经累积也势必大有分量。
对犹太民族的成就与智力，一直解释纷纭。当代生物学家另辟蹊径，认为该民族的多数人口自古代就开始经商，头脑好使与商业成功相关系数较大，而成功的商人在生育和养育上优势巨大，后代继承了父母的基因，久而久之，该民族获得了智力上的优势。潘先生以超前一个甲子的先见，力图解释中国人在先天素质上为何擅于考试，拙于奇技淫巧。
其三，技术的传承。
一种事物的失传不外两种原因：一因缺乏传习的人，……二因缺乏传习的工具。……传习的工具不一，最重要的是文字。文字几乎是士的行业所独占的东西，士与工既是两个不相为谋的行业，而中间又隔着一道很深的鸿沟，工的行业也就和文字的教育不发生关系。中国文献中关于工的部分少得可怜，它和医卜星相以至于堪舆的文献比起来还差得多。医卜星相堪舆往往是读书人的副业，或至少是读书不成而借以糊口的一些手段，不能不用少量的文字做传习的媒介，因此还有不少的文献流传下来。而工则不然。当其初，它和文字教育既无关系，一切的技能只好口授；而当其后，技能既缺乏进步，甚至于反趋单纯，并且是始终的那么单纯，师弟间的一些耳提面命也就于事已足，自无须乎特别的记载。工的文献无征，这当然是最大的原因了。……《天工开物》一类的著作我们举不出第二部来。
以上是潘光旦先生对于工在中国文化与社会中的位置的精湛论述。他对今后工的教育的看法也颇为精当、中肯，要义有二。其一是工的教育应该普及，而非限于日后做工者。
一切学校教育里应当有一些，而不限于比较低级的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这种教育也要办理得相当深刻，即使任何青年对于科学化的工技巧要直接有些接触，要亲切地获取一些经验，不管他们将来进什么行业。……要让他们拳拳服膺，物理不比人事，是硬性的，是一是一，二是二的，是无法通融不能违拗的。
其二，职业教育不可以太狭窄，原因有三：
一是维持健全的教育理想；二是加强工的专才的效用；三是扶持工的地位，使不至于再度归于沦丧。……第三个理由终究是最关重要。只有专才，而没有通识的人，是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与文化所瞧不起的人。……工的所以沦于下贱，实际的中国文化发展，固然要负责任，但及其既经沦落，原有的比较完整的文化标准，确乎也很有理由把他看作“不入流品”，“不上台面”。
笔者同意潘先生的判定：工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文化中地位卑微。毛泽东时代是不是一个反例呢？毛不是提出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但笔者的看法是，毛不是在工的本质意义上“重工”。工的行业的本质特征、一个优秀工人的必备素质是什么？是技艺。而毛不重视技艺。他提出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并不意味着“技艺”高于书本，高于理念。这一提法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工人阶级是打碎旧世界的主力军，所以工人阶级最高明。这是从生产关系，及其所决定的世界观和道德的维度上得出的认识。这判断当然是颇存疑问的。农民不想成为地主吗，工人不想成为管理者、企业家吗？另一方面，这是他斗争的策略，他要抬高工人阶级，打压知识阶层。毛一贯蔑视知识分子，但这一点也不证明他重“实业”、技能。技艺在毛心目中无足轻重，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将中国的强大建立在一代劳工扎实的技艺之上。如果他有这样的认识，就不会有“大跃进”。毛时代不是产生了若干劳模吗，他们不都是技术能手吗？但是这些劳模的归宿很说明问题，他们大多转换角色，成了政务管理者。我们能够想象一个西方领导人因为重工、重技艺，而任命瓦特、爱迪生做其内阁成员吗？他若真重视技艺，就不会要瓦特之流转业。正是在毛时代，开始了红与专的争论，政治必须牢固地居于业务之上。自文革开始，工厂中的考级被取缔，就如军队中大比武遭批判。考级的取消是意味深长的，这意味着技艺高下不再是工人阶级内部分层的指标。可以借其升迁的东西才是一个社会真正看重的东西。比如士农工商的时代，作文的能力可以帮助一个人成为士；市场社会中，经商的能力可以帮助一个人发财；作文和经商的能力分别是两个社会看重的素质。即使出身依旧是升迁的必要条件，工人出身也不能成为升迁的要素，因为这一群体人数太多了。而如果工人的看家本领——技艺，不能帮助他在本集团内升迁，他们会重视这一本领吗？毛一方面为工人阶级贴上神圣的标签，另一方面却抑制技艺促进工人内部的分化，这说明，其政策思路并没有从本质上变更工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在毛时代，工的地位是荒诞的，其提升是虚幻的，没有真实的支点，是过眼云烟，不可持续。
外发型的艰难调适
年西方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国人学习西方的思路从船坚炮利逐渐转到工厂、学堂。有识之士在教育上的共识是变无用的科举为实用的新学。几乎自始，职业教育的思路就包含其中。年1月颁布了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学制分三段六级：初等教育阶段又分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阶段为中学堂5年；上面是高等教育阶段。与高等小学平行的，有实业普通补习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和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此学制延用到年清朝覆灭。
年11月民国政府以大总统令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该学制规定：初等教育6年，其中初小4年，高小2年；中等教育6年，初高两级各3年。初中施行普通教育，可单设，亦可根据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分为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该学制在措词上以“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
名称的变迁，乃至名实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非教育史专家很难窥测。仅从《癸卯学制》的措词上看，“实业学堂”与普通学堂显然有别；而“职业科”不管实践如何，在名称上完全与今日接轨。
自年至年，开展实业或职业教育学校的不连贯的统计数字如下：年，全国各级各类实业学堂所，学生人。年达所，占整个普通教育学校的0.3%；学生人，占1.02%。年实业学校学生数占普通中小学的1.1%。年实业学校所，学生数人，占普通中小学的0.77%。年全国普通中学与师范学校附设的职业科达所，年下降到所，年只剩下87所。从这些破碎的统计数字推测，职业教育25年的实践是严重受挫的。在普通教育大发展的趋势下，年职业科的学生数恐怕比年还要少，比重就更不用说了。
今日回首当年职业教育失败的原因，仍不乏启示。
职业教育以识字为起码的基础。《癸卯学制》的实业教育从高小起步，《壬戌学制》的职业科从初中起步。据浙江大学年对嘉兴县的调查，全县人口4.3万，识字人口仅占10.79%。德国年开创了服务全体公民的义务教育。没有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无从展开。而《癸卯学制》与《壬戌学制》完全限于学制规定，没有谈到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的问题，很有点本末倒置。
职业教育是服务于大工业生产的。年中国全部制造业的总产值中，机器大工业仅占27%，直到5年，民族工业中，手工业仍占79.1%。[9]在生产力欠发达的时代，劳动技能须以最经济的方式获得。首选是从家庭习得，而后是学徒制。手工业的技能与学徒制有很好的衔接，在学堂中学习这些特殊的、未必普及的技能反倒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但学徒制有可能是职业教育的障碍。因为学徒制除了传授技能外，还有着另一种更重要的职能，即它是谋职方式，也是劳动组织方式。包身工制度是其典型体现。包工头是工作的分派者、组织者、报偿分配者，也可能是技能的传授者。在手工业和学徒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中，职业教育的学生们难以找到就业的入口。
另一原因是，职业科的多数学生们可能根本就没想去做工人。在上个世纪初叶，高小毕业已经是不低的学历了。《壬戌学制》规定，职业科从初中起步。一个高小毕业生继续深造的目的会是当个工人吗？漫长的科举历史终结后，学生们正在苦苦地寻找新梦。初中文化程度（读职业科的学生的文化程度相当于此）在人口学历金字塔中占据的是一个高位，以学历推断社会地位，他们应该抱着较高的期待。这是一个长久以来轻视劳动技能的社会。在一个社会结构与价值观都远未完成转型的社会中，期待如此文化程度的学生去做工近乎梦呓。接下来发生的便是，职业科不断上移，“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10]
以上是中国早期职业教育实践失败的直接原因，透过它们可以进一步展开另一层面上的思考。
西方的社会结构是其职业教育产生的温床，而职业教育的制度化是其上下互动的结果。先有机器化生产对新型工人的需要，中间期有工厂的培训，后有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法规。中国的职业教育是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新学制鼓吹者和制定者对职业教育所嵌入的社会背景，无论是输出国还是输入国，都没有很好的理解。两个强烈的动因促使他们推动职业教育，其一是痛感科举的无用。但是他们在认知上进入了一个误区。与科举对应的应该是大学，不管人们从中学习的是什么，二者的共同功能是为社会提供晋升的阶梯。与职业教育对应的则是学徒制和家庭内的技能模仿。中国第一代职业教育的鼓吹者误将职业教育与科举对等。科举内容是虚的，职业教育是实的。二者的鲜明对照，及去虚就实的强烈心理，使得他们左手取缔科举，右手推动职业教育。当职业学校开办起来时，他们才发现根本没有热情十足的学生。问题在于，学生们可以同意科举无用，愿意学习新的东西，却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晋升。其二是图存救亡的强烈动机。梁启超在《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一文中说：今之中国，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必破产，四万万人必须饿死过半。”
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有理由怀疑说这番话的人的心智是否正常。我们震惊的是，在一个超强动机驱使下，一个大学者会做出何等荒谬的判断。同时代的实业家张謇，非“笔端常带感情”者，却在认知上与梁任公酷似：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张謇办职业教育看似自下而上，其实不然。他的办学方式不是企业办学，而是企业支持办学，将企业赚的钱花在职业教育上面，二者不存在有机的关联。张謇与梁启超的共同问题是，将教育与一个宏大的目标挂钩。教育并非与救亡或兴国无缘，但二者间有太长的距离。换句话说，在教育救亡或兴国的途径中，还须有若干其他因素的存在。孤立的教育，是不可能完成救亡或兴国之伟业的。当我们将职业教育视为图存救亡的不二法门时，就应了那句套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这便是霸王硬开弓。这样，国救不了，教育也办不好。
杨小凯当年主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的结语是：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笔者当时在场，还发表了几句评论。现在看来，笔者对其洞见理解不够。技术模仿是简单的，可以做到。教育是复杂的活动，不能不考虑全面的制度安排，将某一教育方式强行插入，是中国最初实行职业教育的败因。
但总体失败之中，并非乏善可陈。或许当时最有起色、摸索到一些路径的是上海。这首先与上海的社会条件有关。上海的产业大军蓬勃发展，年产业工人为10万人，年18.15万人，年50万人，年达70万人以上。如此激增的就业机会吸引无数人涌进，-年间上海失业和无业人口占职业人口的三分之一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上海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上述条件成为职业教育得以开展的基础。但上海早期的职业教育同全国一样，有名实不符之嫌。年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社团，始终不渝地推进职业教育。但从其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归宿看，显然也在“上移”。年该社调查了自己历届毕业生的出路。在-年的毕业生中，查明职业者人，其中绝大部分任各类职员，只有88人是“工厂技手”，36人是“工厂技工”，二者共占身份明确者总数的20%。
好在与此同时，上海的职业教育开始向下寻路。职业教育社发起者黄炎培承认：“我们所希望，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年后他改换思路，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即推动职业教育从学校走向社会。后任职业教育社总干事的江恒源说：“职业教育范围，实包含有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三方面。”“职业补习教育，比较其他两种，还要十分重要。”该社职业补习教育开始于年，年增办了夜校、晨校和通问学塾。年职教社通过大规模举办职业补习教育的决议。据《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月报》年11号记载，该社的第一职业补习学校开设国语、日语、商科、华文打字、文书统计等科，第二职业补习学校则有百货业、书业、银钱业、西药业等24业。日夜班学生共余人，百货业达人，照相业仅1人。参加人年龄在13-30岁之间，其中16岁最多，有人。文化程度则从文盲到专科毕业均有，但70%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者。其中比例最高的是高小人，依次为初小96人，高中69人，初中23人，私塾21人，专科4人。补习方法采用半日制，还开设夜校和早6-8点的晨校。社属补习学校学生最多时达2万人。[18]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也开办了免费的民众学校和补习学校（夜校、晨校、工读学校等），-年间共培训4.6万学员。
笔者以为，自年开始摸索的中国职业教育，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上海找到了正途。假以时日，补习学校会向正规学校发展。可惜的是日本的入侵彻底破坏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职业教育亦在其中。
社会结构，金字塔还是枣核
四大障碍——文盲、学费负担、机器工业缺乏、价值观，是中国早期兴办职业教育的主要障碍。前三个障碍在今天基本不存在。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议。中国多数孩子都能完成初中学业，也即只要学生和家庭愿意就可以读完初中。笔者推崇的职业学校是中等技术学校，而非高等技术学校。前者正与初中学历衔接，它们在生源上不存在文化程度不足的障碍。学生的学费负担应该进一步减少，但目前不是大的障碍。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机器工业严重缺乏，今天我们已经是“世界工厂”了。虽然第三产业有迅猛发展的势头，但目前在“按行业分组的需求人数”排序中，制造业仍高居榜首，占各行业总需求人数的30%，其后是批发和零售业16.2%，住宿和餐饮业11.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9.1%。服务业的从业者同制造业一样，需要培训。为方便计，本文下面的分析以制造业为主。这样规模巨大的制造业对合格技工的需求可想而知。据说，中国目前企业产品的合格率只有70%，主要原因是工人素质低，技工短缺。机械工业员工的技术等级结构为：初级及无等级工占31.4%，中级工36%，高级工29%，技师3.2%，高级技师0.4%。[22]企业在技工方面的缺口极大。山东省每年需要技工万人，广东省中级以上技能人才缺口达万，北京市技工缺口33万，天津市技工缺口20万。[23]87.8%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有要求。“按文化程度分组的供求人数”排序如下：初中以下24.8%，职高、技校、中专23.4%，普通高中16.1%，大专15.9%，大学7.3%，硕士以上0.4%，无要求12.2%。[24]耐人寻味的是，用人单位对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的需求排在第一。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他们不觉得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比初中生强多少，但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需求毕竟列第二位。以上种种，说明企业存在着旺盛的需求。它是职业学校存在和发展的根据。
与之对应的是，大批职业学校开办起来了。但这不是合二为一的事情，而是三位一体的事情，即企业的需要、学校的建立和学生的进入。而与前两者的积极性相对照，学生就读职业学校的心理颇令人担忧。一项面对上海、云南、广州、山东13所中、高职业学校的学生问卷调查，回收了份问卷（注：按照该问卷的设计要求，对每个问题可以选择不止一项答案）。面对“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原因”的问题，中职学生中72.2%的回答是“未能考上普高”（高职学生73.1%的回答是“未能考上本科”），中职学生中20.7%的回答是“可以尽早就业”（高职学生为25.6%）。回答“父母的要求”的比重极低，分别为4.4%和7.5%。面对另一个问题“选择当前所在学校的原因”，中职生回答“就业情况好”的占28%（高职生30.6%），中职生回答“升学率高”的占21.5%（高职生8.8%）。我们由以上数据得到的认识是：职业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被动来到这里的。即使已经进入了职业学校，仍有大比例的学生心存升学的念头；在中职生选择学校时，看中就业的（28%）比看中升学（21.5%）高不了太多。这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问题：目前的职业学校对学生们没有吸引力。我们由此可以做出两个推论：其一，他们在这里念书并不愉快。一个让众多学生不愉快、有受挫感的教育制度不是好制度。其二，他们不得已而混迹于此，很难期待他们会学得好，会为中国的企业输送所急需的优秀技工。这是亟待寻找原因，加以解决的问题。
72%的中职生说他们就读中等职业学校是因为没考上普通高中，这是一个高得令人震惊的比例。因为就笔者的经验，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大多对目前的学习不感兴趣，所以对继续学习和深造不会有真正的兴趣。他们是中考落榜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如此热衷读普通高中呢？显然不是为了高中毕业后就业，而是为了读大学。就是说，大学成了很多并不热爱学习的少年们的目标。与兴趣无缘，却目标明确，认识坚定，那就一定有强烈的功利动机。为什么不计自己的兴趣，盯住大学的目标？是因为大学文凭捆绑了太多的好处。不将这些“好处”从大学文凭上分解开来，我们便不可能让那些其实不想读书的少年高高兴兴地去学习实惠的技能。
大学文凭的第一好处就是城市户口。笔者最新的一本文集取名为《半开放社会》，这是笔者对今日中国社会的定性。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们的社会却依旧是半开放社会。它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户籍，其开放的内容就是农民可以到城市打工，其不开放的内容是，城市户籍所涵盖的全部待遇、福利，是农村户籍者享受不到的。户籍就是身份。于是，无数农村子弟立志高考的一个根本愿望是改变身份。五六十年代的技校之所以吸引人，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其毕业生可以在城市落户、就业。今天职业学校的学历很难帮助其毕业生改变身份，所以中等职校便丧失了它的吸引力。笔者相信，很多学生因兴趣和能力的关系未必想念大学。取消户籍制度，剥掉捆绑在大学文凭上面的其他利益，会改变很多初中生就学的选择。
声誉低，是很多职校生心不在焉的重要原因。声誉看似微妙，而其微妙在于它不是单纯的东西，而是心理上综合的考量，其组成部分的权重是不等的。不同的时代，造就声誉的因子不同。在我们这个唯物质的时代，提高某一职业的声誉的根本手段就是提高这一职业的工资。一个社会在职业、技术等级上有若干系列，比如工程师系列、技师系列、技工系列，再比如大学教师系列、中学教师系列、小学教师系列。笔者以为，在收入水平上，各系列要有交叉，即甲系列的平均收入水平虽高于乙系列的平均收入水平，但乙系列中的最高收入者应当居于甲系列的中上水平。唯有如此，乙系列的人才能安居乐业。不然乙系列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下一等的职业，说什么好听的也没用，改换门庭才是真的。改换门庭又不易，所以就努力不进其门。“交叉”是个好策略，它让人们有了真正的选择：作鸡口还是牛后？因为在“交叉”的制度安排中，鸡口至少相当于牛中，牛首很好，但是未必做得成啊，那么做鸡口也不赖。各系列收入谱系上的交叉，是保持职业差异，又兼顾每种职业中人的声誉、动力的策略。但这样就有了接下来的问题，一个阶层、一个职业内部的分层和差异。李强教授洞悉到其中的微妙：“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试图实现工人、农民地位整体上升的实验早就作过，但结果并不理想。为什么试图整体地改变社会地位的努力总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呢？从社会学社会分层的基本原理看，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往往是在分化中完成的，……公正的社会是要为每一个人提供上升流动的机会，地位上升是个体在竞争中实现的。”
笔者在第一节结尾处说，毛泽东一方面笼统地拔高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却抑制阶层内部的分化。普通工人的升迁只能在本阶层内部实现，抑制了阶层内的分化，就是断绝了他们的升迁之路。若允许分化，工人阶层内部的收入与地位安排凭借什么？如果是壮工，贯彻多劳多得的计件制即可。但计件制是应对最简单的劳动的。对复杂的、需要较高技能的劳动，计件制是不适用的。机器的调试、维修，有高下之分，影响着机器的运转性能和使用寿命。技工的收入与地位要通过技能等级来分层。李强说，“迄今为止，中国的技术分层，更多是为社会上层群体服务的，而明显忽视了占社会劳动者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群体”。
有些个体劳动者的声誉，比如面包师，是直接来自外界，来自顾客们。但在机器化生产的车间中，声誉首先是来自内部。有了内部获取声誉的正当渠道，在这个群体中生存才是有追求的，有意义的，不然就是浑浑噩噩的。也只有当一个职业群体内部是竞争的、分化的，这个职业群体的技能和产品质量才能提升，才能赢得社会尊重，获得社会声誉。同时，只有在成员本领差异在其内部被正式认可后，才可能和其他系统在收入上形成交叉的势态。李强的文章回顾了当年的八级工制度，力主建立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无独有偶，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新成长战略——“活力日本”复兴方案》，其中提出要实施新的日本职业资格制度——职业段位制度。国际上每年都有技能奥林匹克大赛，中国去年首次派出一名电焊工参赛。中国的事情离不开外界的刺激，这种比赛有助于提升“工”在我们社会的地位和声誉。
笔者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切评定都缺乏信心。学术界是镶嵌在社会中的，学界能肮脏到这种程度，我们能对其他系统的资格评定抱有信心吗？但念及潘光旦先生所说“物理不比人事，是硬性的”，或许工艺上的评定是硬性的，能相对公正。当然，这种资格证书可以便利地同职校的毕业证书接轨。二者相互背书和促进。
不能发展良好的职业教育，我们就难以形成优秀的技工队伍，乃至各行各业的服务型人才。而要发展良好的职业教育，职业学校的学生必须有内在的动力。他们的动力，取决于他们可以期待的前途，即技工们有不错的收入，其中的佼佼者享有很好的社会声誉。这就关乎到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金字塔型的社会，还是枣核型的社会？如果是前者，底层的人是肯定不愿进入职校和工人阶层的。只有后一种结构，才会给差异巨大的人们注入动力，各奔前程。金字塔型结构的后果是，全体学生竭尽全力拥挤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上，学习已经异化了。只有枣核型的社会结构，可以疏导大家各得其所。
校企结合，职业教育的核心
上节说到了中等职校缺乏吸引力的大部分原因，但还不是全部。还有一个原因是，上职校学不到真本领。
沈汉达的问卷是28位兼职教师对职校培养质量的评价，他们是企业派驻，或学校从企业聘请来的教师，他们的评价在很大程度反映了企业方的看法。对“职校人才培养成效满意度”的回答：完全不满意0%，不太满意42.9%，不清楚25%，满意32.1%，完全满意0%。去掉回答者为零及“不清楚”的三个选项，“不太满意”与“满意”的比例接近3:2。
广州的一个课题组对制造业企业中已经工作了三年以上的名职校毕业生做了问卷调查。毕业生们“对制造业专业课程有效性的评价”如下：25.06%毕业生认为职业院校缺乏实验、实训设备；20.67%认为专业教学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相去甚远；15.56%认为课程内容针对性不强、盲目、陈旧；13.01%认为教师大都“纸上谈兵”；9.73%认为学习内容和中学差不多，文化课太多，也没有什么实训设备；9.06%认为教学没有质量标准，想及格很容易；4.85%认为教学随意性强；其他选项占2.02%。其实，以上回答中85%的评价都与实训效果直接关联。
若设备与实训条件不足，效果是无从谈起的。学校设备与实训条件如何呢？
沈汉达的问卷对象兼及职校学生、教师和兼职教师。选答设备落后的中职生和高职生分别占23.4%、33.9%，设备数量不足的为29.6%、38.3%；实训场地不够的为42.6%、45.3%。中职与高职教师选答设备落后的为39.8%，设备不足的为61.6%，场地不足的为62.7%。兼职教师对职校教学条件的评估为设备陈旧57.1%，设备不足60.7%；兼职教师对职校实训条件的评估为设备落后32.1%，设备不足75%，场地不够39.3%。
我们不能要求一所职校自身拥有足够精良的设备，因为费用昂贵，而且设备不与生产密切结合浪费巨大。所以教学设备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实训地的问题。这就关系到职校办学的核心特征，校企结合，它是技能学习的基本保障。
笔者的学生所做调查显示，很多职校的实习完全与所学专业不对口，也就是说校方认为职校的实习和普教的实习相似，随便找个单位锻炼一下就行了。更多的职校是将实习安排在三学年的最后一年。这些都不可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是双轨制，即每周三天在车间，两天在学校；专业的对口更不容置疑，不然还要实习做什么。而校企结合是德国的职教方式所必需的。那是一种制度化的、持久的结合，不是偶然随机、缺乏保障的。如果用德国校企结合的标准衡量，笔者猜想中国职业学校中达标的比重很可能是极低的。我们社会的流行观念大概不以为这很重要，所以看不到校企结合程度的调查统计。笔者以为，具备了校企合作的条件，才具备办职业学校的资格。因为它是职业教育质量的基本保障，故应该是职业教育制度安排的底线，即找不到合作的企业就不具备办学资质。我们的职校管理者并非不知道校企合作的好处，并非不愿意与企业深度合作，但他们几乎不敢有校企制度化结合的奢望。我们下面讨论的就是，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热心于此。这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逻辑上的推断和猜想，并无调查统计上的根据，但却是深入调查和思考的基础。
企业不热心的第一个原因是，对工业的理解及对趋势的判断有误。
据说，国家某大型水电站从德国引进一批设备，安装说明书相当详细，但自行安装调试多次无法达标，最终还是花钱聘请德国技师帮助调试安装。[32]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因国外公司挖人，德国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年有14.5万德国技术人员移居国外。[33]也就是说，德国是技术人才输出国，其他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是输入国，不管是一次性雇用还是长期雇用。
从工业的内在逻辑看，技工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机器的寿命、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声誉。选择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人，还是选择高技能、高工资的工人，是企业的一大抉择。后一选择才是经济的，它认清了工业的内在逻辑。这道理，在静态的情况中如此，在动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机器和工艺都在发展，雇用低端工人的选择，几乎就是放弃了技术上的发展。这样的企业必然走上下坡路。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种趋势。企业家之所以长期以来不愿意作后一选择，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饱尝员工低工资的好处，已经形成了依赖症。因为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全世界都是极低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要求涨薪的趋势不可阻挡。从低薪低能力向高薪高能力转型是明智的、顺应趋势的选择。作为“世界工厂”，不培养自己的技工队伍是荒诞的。而在培养过程中，没有企业的加入，同样是荒诞、不可思议的。
但空说这样的大道理于事无补。企业的逻辑是算经济账。企业对校企结合不热心，是因为在当下合作中他们几乎就是“冤大头”。其一，合作不对等。如果实施德国职业教育的双轨制——不如此职业教育是搞不好的，学生的多数时间（每周三天）在企业，投资的重头（即设备）在企业，为什么要学校唱主角，企业作配角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分不理顺，企业必是虚与委蛇，校企结合必是空话、套话。我们看看德国人是怎么做的。德国年通过了《职业教育法》，年又做了修订。因为德国是联邦制，教育立法权在各州，没有联邦一级的教育法。而《职业教育法》竟然是联邦法律。职业教育极大地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教育，它是双轨的，牵涉学校和企业两个界别，因而职业教育的主管是两个部门：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联邦经济与劳动部。企业办教育要有资质，获得了这一资质的叫做“教育企业”。德国四分之一的企业是“教育企业”。也就是说，从主管部门到实施单位，职业教育都是两家合办，不是谁从属于谁。笔者认为，如果硬要说哪一方的作用更大，毋宁说是企业。但是“平权”最好，因为职业教育的特征如此——工学平衡。
其二，国内讨论职业教育的文献，希望政府加强资金投入的言论连篇累牍。但笔者几乎没有看到建议政府在职业教育上向企业投入的。德国的做法是，自年夏季始，联邦政府提供职业教育补贴资金，企业每增加一个职业教育的学习职位，将由政府给予-0欧元的资助。联邦政府每年为该政策提供4.5亿欧元。
有了资金的基本保证，社会和政府才有了呼吁企业支持职业教育的前提，企业才有考虑进入职教的基础。有了与学校对等的权力，有了来自政府的赞助，一项诱惑在企业面前才变得现实，即从自己直接培养的人才中雇用优秀的学生。这是在企业眼皮底下，经历无数次实践检验的人才，企业不再发愁如何招收员工的事情了。在当代社会中，人才的流动是很难阻挡的事情。花钱培养的人才跑了，是对培养方的重大打击。钱国家花，培训企业做，挑选毕业生由本企业优先，即使没留住，企业尚可承受。笔者以为，非如此这局棋不能做活。
世事如棋局局新，很多古老的制度在新形势前又被激活，其中之一就是学徒制。年英国“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成立，它是政府建立的服务平台。无论是有用工需求的雇主，还是想成为学徒的个人，都可以在此获得信息和帮助。而这包含着新的因素：国家制定了学徒制培训标准，政府为学徒培训岗位提供资助。英国学徒培训人员逐年增加，自年至年分别为：17.5万，18.5万，22.5万，24万，28万，40万。笔者以为，复活和革新学徒制在中国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传统的社会交往遵循的是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前者给国人亲切和踏实的感觉。技能高超的师傅会吸引学生报名，乃至增加其所在职业学校的吸引力。某师门的壮大，多位优秀技工出自该门，都会增加这位师傅的声誉。我们前面谈到建立技工声誉对社会的重大意义，它是枣核型社会的重要支点。学徒制对这一声誉的建立将有所助益。学徒制会让师生双方都更加投入，教育是一项必须投入热情和精力的活动，否则事倍功半。师徒的纽带会为我们的职业教育注入生机。
笔者并未忘记，学生愿否进入职业教育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它能否帮助就业。校企的深度合作，企业权力的增长，学徒制的引入，都会增加对就业的帮助。唯有能学到真本领，加上能顺利就业，职业教育才能焕发出吸引力。
吸引力是职业教育能否成功的要素和指标。若职业教育的双轨制果真能在中国开展，学习过程的五分之三放到了企业，校内的活动少了，教师的负担小了，更可以思考校园内的教学和生活如何增加吸引力。费思量处颇多，笔者只谈一点。职业学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应该高度重视文体活动，视为学校最重要的事项之一，将之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为什么这么说？笔者以为，技能教育说难很难，如果在学校中闭门造车几乎不可能学好；说容易也容易，真正走上双轨道路，学到与从业接轨的技能对大多数人都不困难。要习得技能精湛，难乎其难，学无止境，但那不是对多数学生的要求。笔者猜想，在双轨制下学成一门让用人单位满意的技能，或许三年都不需要。但是必须有这么长的学制，因为学生们还年轻，还未到成为职业工人的年龄。他们应该一边在企业学艺，一边在学校玩耍，在一个惬意的过程中长大成人，慢慢走上职业岗位。文体活动对健康成长有极大的好处，超过若干课程。为了残酷的中考，他们小学、初中时代并不愉快。中等职业学校应该别开生面，使学生们前途确定，就业无忧，可以享受就业前的这段成长过程。若中等职业学校办成这种样子，不仅是职校学生的福音，对整个中国教育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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